《为什么我的学生竟然会这样？如何理解香港乱局的表象与本质》一文登出后，蒙不少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一方面促使我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另一方面也觉得有若干问题需要再作补充说明，因此再成此文。

对整个香港事件，几乎所有论者都只是从是非对错的角度作评价，谁“对”谁“不对”，这样“才对”那样“不对”等等；但无论对或不对，都是从理性层面着眼，忽略了人在理性层面之外还有心理层面，而客观事实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差距可以判若云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般自以为是理性的判断，实质上往往是心理影响下的产物，休谟（David Humes）17世纪时就有此名言：“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强烈情绪的奴隶。”（Reason is, and ought only to be, the slave of the passions.）

《为》文的主要论旨就是要强调，在港人所处身的客观事实与他们对这客观现实所产生的主观感受之间，可以有云泥之别。

香港年轻一代的强烈情绪、主观感受是什么？是无助的感觉，是巨大的压力。《国语·鲁语》云“沃土之民不材，逸也”，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经济成果，除了造就了一个东方之珠之外，也造成了娇生惯养，脆弱不堪的年轻一代，今日青少年多为家中独孩，万千宠爱，小小苦头即有如滔天大祸。

2014年占中事件初起之时，不少非法示威者被警署拘留（时双方皆极平和），因人数众多，处理耗时，有人捱饿三、四小时方能进食，事后即称遭受“酷刑”；亦有放声嚎啕大叫妈妈者；“修例风波”中，警察驱散非法示威者时一般使用催泪弹，示威者即视之为“残暴”，不知香港警察这五六个月以来只使用了6000枚，不及去年法国警察在黄马甲事件中一日的用量。这些港青还愿意出力去“争取”，还是比较“进取”的；有些更干脆抱持放弃的态度，其中最极端的，不仅惊人，甚至是我们无法想像，无法理解的。下面是香港一个医生Dr. Jessica Tang的行医经历，可以看到其严重性：

我是个经常接触到有自杀倾向的年轻人的医生。

虽然他们要寻死的原因不同，但是总有个共通点——绝望、无助(hopeless and helpless)，对未来绝望。是什么迫到一个朝气勃勃的年轻人绝望，绝望到一个点要结束自己？

我曾经见过一个初中男生，读书成绩好、家庭关系好、与朋友相处融洽、没有感情烦恼、学业压力处理得当，这样一个孩子，为什么要寻死？

他说：“我对未来看不到希望。”为什么？他低头沉默不语。

我说：“不用急，你不想说是OK的，如果你想说，我很乐意听。”情绪低落的人未必想说话，这个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和被接纳。

过了良久，他终于开口说话：“在香港，我看不到希望。”他停顿片刻。“努力读书又如何？就算大学毕业，如果你不是富二代，亦只能打份牛工（跟牛一样的工作），然后连楼都买不起。就算买到楼，亦只是一世做楼奴，为地产商打一世工。”

我惊讶，一个初中生成熟至此。

李伟才也有类似经验，李是香港知名的科普作家，几年前女儿十八九岁，刚考进中文大学，还没开课，却突然自杀了。李痛心之余百思不得其解，他说，女儿成绩优异，家人亲爱，朋友和睦，亦无感情问题，遗书中除了道别之意外，完全没透露什么就一去不返了。

死者已已，我们再无法确定真正的原因，但看过那位医生所言，至少也可以找到一种解释——对某些香港年轻人来说，活着就已经是压力。

《为》文的主体，在于阐明整个事件与“反修例”、“双普选”等等堂皇借口关系不大，真正问题在于年轻一代的“困顿”。“困顿”之前，必须加上“心理上”三字，因为客观上其实不差，即使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

失业率极低，近乎全民就业；中小学免费教育，公费大学学生只付实际成本约20%的学费；医疗近乎免费（水准高，但若干病症要轮候）；公务员优质廉洁，效率极高，远胜我所知的外国；治安之佳世界罕有其匹（“修例风波”前）；社会运作井井有条；公共交通廉宜舒适方便；三百万人可住低租公营房屋（租金收入不敷经营开支）；社会福利社会服务颇为全面，老病无告者皆有居所，享福利金，无人捱饿、失治。

因此他们的“困顿”，只能理解为一种主观感受；心理学早有证明：一人月入一万，若朋辈一般皆月入二万，则幸福感低；反之，同样月入一万，若朋辈一般只得五千，则幸福感高。困顿不困顿，视乎个人心中以什么为“合理”标准，视乎与什么比较。有所得有所享，老年一辈会非常“感恩”，青年则视为entitlement（应得的权利）——社会欠我的，我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成了“基本人权”。

然则，什么是“应该得到的”？他父母、祖父母那一辈所享有的——自置房屋、稳定工作。不过，一如《为》文中所言，时移世易，买房不易已成为普遍趋势，英、美年轻一辈亦同病相怜，虽然未及香港严重；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已经一去不返；但一般青少年浑然不知，一与父祖辈相比，登时自觉“生逢乱世”（此2014年占中时期口号，有人印于 T-shirt 之上）。有学生向我诉苦：大学毕业3年，月入不过2万余，颇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意，完全不知持博士学位者在英国大学当讲师，工资扣税后亦不外如是。

香港房价走势，图片来源：港媒

“应该得到”的entitlement得不到，当然不满。但何以如此？是世界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香港得以高速发展的时代因素、国际形势不再存在？抑或有权奸从中作梗？前者抽象，需要横视世界各国，纵观经济演变轨迹，吃力不讨好；后者具体，随时有看着即不顺眼的人物对号入坐；欧州历史上一遇天灾人祸，民众总要找罪魁祸首以作 scapegoat（替罪羊） ，犹太人随时候命，即使现时西方民粹主义者之反精英，种族主义者之反移民，亦不过桥段依旧，角色换新而已。

香港舞台上，什么最宜扮演scapegoat角色？如《为》文所述，是内地+港府，合成起来就是官商勾结，向内地利益倾斜。何以是内地？这有历史原因，香港人不少是“逃难”而来，对内地本来抗拒，加之50年代大跃进、60年代文革之类事件都令不少人对内地有负面印象，自然观感更差；一般人对事物的印象，受家庭影响极深，先入为主，往往小时候就定型，今天不少五十岁以下中年一代对内地的印象，决定于四五十年前他父母所言所教，代代相传，难免日益强化僵化，而香港传媒为求迎合，多年来对内地的报导皆偏于单向负面，以致香港社会一些人对内地怀有疑惧戒心；港府由于被视为内地“傀儡”，自然容易成为港版犹太人，手到拿来，成了bogeyman（傩鬼）的最佳人选。

印象归印象，平心而论，香港陷身困境内地是否真有责任？老实说，我看不到，亦看不到港府政策如何向内地倾斜。不错，内地有不少公司在港经营，但亦不过利用自身财雄势大的优势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而已，不见得有何特殊优惠，反而内地为香港提供种种方便却更为常见。倒过来看，殖民地时代香港向英国利益倾斜——高官几乎全为英人、英资巨贾怡和总裁（港人称“大班”）长期在行政局这一最高决策阶层占一席位、汽车入口税率英国产品特低——则尽人皆知，当然，青少年除外。